徐洪《江南倦客的“记忆萦回” ——《乌合的思想》与理论的译转》
江南倦客的“记忆萦回”
——《乌合的思想》与理论的译转
徐 洪
一、序章：从"乌合的思想"到英文重生
“江南倦客”是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朱国华教授的网名。九月下旬，他在微信中发给我一个帖子《<乌合的思想>英文版自序》。在题为《理论的译转：桥接中国文学、文化与西方理论》自序中，将《乌合的思想》喻为“最孤独的书”。这种描述不仅揭示了学术生产的现实困境，更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理论旅行中的独特境遇。《乌合的思想》初版仅印800册，尽管其中部分论文引用率不低，但整部论文集在读书界“基本上无人问津”。这种“幽谷鸟鸣”式的学术命运，与哈罗德·布鲁姆《记忆萦回》的临终书写形成奇妙共振：前者是文学评论学者在理论旅行中的自我救赎，后者是文学批评巨擘对毕生阅读的终极凝望。
朱国华的自嘲式描述——“斑驳无序”、“乌合的思想”——实际上暗示了一种学术书写的双重性：既是对体系化知识生产的怀疑，又是对碎片化思考价值的肯定。这种态度与布鲁姆对“影响焦虑”理论的坚持形成有趣对比：布鲁姆终其一生致力于构建系统的批评理论，而朱国华则更倾向于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中展示理论的流动性和可塑性。当朱国华担忧“这些论文真能遇到英文读者吗”时，他所表达的不仅是对跨文化接受的不确定性，更是对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场域中所处地位的深切忧虑。
《乌合的思想》的孤独命运，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当代学术生产的缩影。朱国华指出，论文集中的文章“默认的接受者就是中国读者”，这种预设本身就限制了其传播范围。然而，正是这样一部“最孤独的书”，却在十余年后获得了英文译介的“重生”。这种学术生命的意外延续，揭示了思想传播的悖论：那些最初为特定语境生产的文本，往往在跨越时空和语言边界后获得新的生命力。
二、《乌合的思想》的悖论性价值
1. 学术碎片化与体系张力的双重变奏
“乌合的思想”这一反常规命名，浓缩了朱国华对学术体系的矛盾态度。他在自序中详细阐释了这一命名的双重含义：一方面，“乌合”（乌鸦杂聚）暗指论文跨度13年（1995-2008）的风格断裂与问题碎片化；另一方面，“思想”一词又肯定了其探索激情带来的“三月不知肉味”的智性愉悦。这种自我描述既是对学术体系化要求的谦卑回应，又是对思想本真状态的追求和坚持。
朱国华对“乌合”一词的解释颇具深意：“乌鸦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不祥之鸟，它们的集会不仅并不意味着什么好事情，而且就其聚集形式而言对古人来说也是杂乱无章，毫无秩序可言的。”将这种意象与“思想”这一“相当高端的、精神化的词语”并置，创造了一种语义上的张力。这种张力恰恰反映了朱国华学术立场的双重性：他既不愿承认自己的写作“已经非常系统了”，又不愿承认其“毫无价值”。
意大利汉学家莫冉的英译书名《Translating Theories: Bridg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ith Western Theories》，则从域外视角赋予这些文本方法论统一性。这一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一种意义重构。正如朱国华所言，这个命名“从域外的视角让这些头绪纷繁的论文找到了某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体现在论文集的共同方法论取向上：它们始终在“用西方理论检测中国经验”与“以中国语境修正西方理论”的双向运动中挣扎。
2. 学术评价的荒诞反差
《乌合的思想》中18篇论文的引用率呈现荒诞反差，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深入思考。朱国华特意提到了两个极端案例：耗时最久的《转识成智》（探讨文艺学逻辑出发点）仅被引6次；而速成短文《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反获82次引用。这种"学术价值与劳动投入不成正比"的现象，揭示了当代学术评价机制的某些盲点。
朱国华对《转识成智》一文的描述充满情感：“此文的写作让我殚精竭虑，实际上除了学人冷峻枯寂的推论之外，还夹杂着匪徒冲决网罗的狂喜，赌徒血本无归的沮丧，酒徒恍惚窈冥的沉醉。”这种投入与回报的不对称，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布鲁姆在《记忆萦回》中的观察：“伟大诗篇常被当代忽视”。学术价值的判断往往需要时间的检验，而非即时性的量化指标。
匿名评审专家对英文版的一致好评，则如同布鲁姆所言：“经典作品总在等待未来的读者”。朱国华写道：“他们对这部雏形状态的书稿给予了一致好评，这让我感到分外的惊喜和温暖。”这种跨文化的认可，不仅是对个别论文的肯定，更是对中国学术话语国际可能性的开启。当理论完成"译转"，其意义也在新的语境中获得重构。
三、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困境与经典化转向
1. 媒介时代的理想幻灭
在《大众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与《大众媒介时代文学批评的困境：以“白韩之争”为例》两篇文章中，朱国华经历了理论愿景的坍塌过程。这一思想轨迹不仅记录了个人的学术转变，更折射出中国公共文化空间的整体变迁。
朱国华早期的理论建构充满理想色彩。他借鉴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将中国文学批评场域划分为三个层次：“主要活跃于作协系统的文学性批评家”、“在高校任教的学院派批评家”以及“业余批评者”。在这种分析框架中，朱国华将“某种文化民主的梦想寄托于这些草根批评者”，希望他们能够“构成引入新的文化质素的他者”。这种构想明显受到阿多诺“非同一性”理论的影响，体现了对多元文化空间的期待。
然而，“白韩之争”的案例分析让朱国华认识到“网络娱乐主义”对批评理性的消解。2006年文学批评界著名的“白韩之争”，本质上是权力场域冲突和媒介变革影响，以及理论实践脱节的困境：作协系统的文学性批评家（代表"先锋派"）与高校学院派批评家（代表"经典作家"）的立场碰撞，网络时代草根批评者的介入打破了传统批评话语权垄断，布迪厄场域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适应性危机。
朱国华悲哀地发现：“我的梦想被网络娱乐主义所彻底击败”。从全民博客到朋友圈沉默的二十年演变证明：自由表达不等于理性对话。“素人批评家”最终演变成了网络暴民，把公共空间变成了垃圾场。朱国华坦诚表达了对草根批评者的失望：“我对草根作为他者进行业余批评的积极意义已经不抱幻想。”然而，如此简单的一刀切，对于诸如吾等严肃、认真、执着的业余文学爱好者而言，似乎有失偏颇。不过，朱国华言之凿凿，并非恃才傲物。如果说当年"白韩之争"尚有理论交锋，当今网络论战则更趋情绪化。当网络空间被资本和暴力话语双重操控时，简单的文化民主想象显然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现实。技术赋权表象下，实质是话语权的再中心化。
当代文艺批评如何建立超越“精英-草根”二元对立的新范式，是需要研究的课题。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指出：过度强调经济产出导致批判性思维、公民责任感及复杂社会挑战应对能力的衰退。人文学科能培养同情心、跨文化理解力等民主公民必备素养，并提出以苏格拉底式辩论、文学艺术为载体重构教育体系。窃以为，人文通识课程应成为所有专业的基础训练，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文化民主。
2、文学经典化方法论的转向
《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一文标志着朱国华方法论的重要转向。其写作背景颇具意味：当时朱国华经常聆听陈嘉映教授精读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开放课程，这种哲学训练直接影响了他对文学经典问题的思考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向与伽达默尔在《诠释学：真理与方法》中提出的"效果历史原则"形成跨时空呼应——伽达默尔强调理解者总是处于特定的历史传统中，这种"前见"构成了理解的先决条件，而非需要消除的障碍。
朱国华在这篇文章中放弃了传统论文的“光明的尾巴”，而是坦然承认：“本文并没有给出普遍有效的经典化规则。”这种“消极结论”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因为它违背了当时学术写作的常规期待：“长期以来，我顺随主流倾向，认为在文章结穴处，展示一个'光明的尾巴'是作者无可逃避的义务。”从这篇文章开始，朱国华才在真正意义上领会了“面向事实本身”的研究态度。这种转变与伽达默尔对“真理性”的重新界定密切相关——在伽达默尔看来，真理不是被发现的现成之物，而是通过理解者的阐释活动不断生成的。
这种方法的创新性在于，它借鉴了分析哲学的“层次化剖析”技术，对“经典”这一本质主义色彩浓厚的概念进行解构。朱国华认识到，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往往各自依循不同的结构性原则”，而非某种普遍的规律。这种观点与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理论形成对话：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不同历史视域的交互作用，而朱国华则将这种交互作用具体化为经典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接受机制的动态过程。
朱国华特别提到詹明信“永远的历史化”口号与分析哲学方法的兼容性。这种理论综合体现了他对西方理论的选择性吸收：不是简单套用，而是根据中国学术语境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以中国的文学或文化经验来检测它们跨语境的普遍性与有效性，根据中国语境来量体裁衣。”这种实践与伽达默尔对“诠释学普遍性”的追求形成呼应——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活动具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情境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朱国华对经典化复杂性的认识，与伽达默尔对“传统”的辩证理解高度一致。伽达默尔在《诠释学：真理与方法》中指出，传统不是被动的接受对象，而是需要不断重新解释的活生生的存在。这种理解突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为我们处理中国文学经典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四、中西对话的裂隙与创造
1. 技术时代的中西艺术命运
《认识与智识：跨语境视阈下的艺术终结论》一文集中体现了朱国华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这篇文章原本是朱国华博士论文《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批判性考察》的后篇，实质上是对其方法论的一种反思与挑战。韦伯认为，自然科学用逻辑语言把握客观世界，人文社会研究用自然语言把握对象，由于自然语言包含逻辑语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社会研究并无自己独特的真实性。这种观点隐含着深刻的学术困境：当人文社会研究和科学不同时，其不具有真实性。朱国华对中西艺术差异的思考，与韦伯对人文研究合法性的质疑形成方法论层面的互文。
朱国华通过"认识冲动"与"智识传统"的二元框架，指出西方艺术的"认识冲动"使其具有历史发展性，而中国艺术的"智识传统"则重通变而非革命。这种区分不仅挑战了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普遍有效性，更提供了一种理解中西艺术差异的新视角。朱国华认为："西方人的认识冲动使西方的艺术史成为可能，因为认识内部包含着一种反思性张力，并推动着艺术的历史发展；但是中国人重智慧，而智慧是没有历史的，因而讨论中国的艺术终结是可疑的。"这种观点与布鲁姆坚持"莎士比亚只能从英语传统理解"的立场形成跨文化呼应。二者都强调文化语境的独特性，反对简单的理论普适性主张。
朱国华进一步指出："中国进入现代性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西方的融入与冲突同时并存这样的纠缠态，依然没有走向一个相对稳定和均衡的秩序形式。"这种对当代中国"智性结构"未定型状态的判断，显示了他对文化转型复杂性的清醒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朱国华对AI技术发展的忧虑："最近十几年来，AI技术的飞速发展，让我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学艺术的未来，都持更加悲观的态度。"这种忧虑与布鲁姆临终前抵制"屏幕阅读"的执念形成跨时空对话，共同表达了对技术冲击下人文精神命运的关切。
2. 晦涩作为抵抗策略
《学术语言的几个层次——兼论晦涩》一文是朱国华为“合理晦涩”文风辩护的重要作品。这篇文章挑战了中国文科学界长期以来的一个集体性共识：“学术写作的语言应当是透明的，且其本身并不承载意义。”
朱国华的论证从两个理论资源展开：一方面，他援引布迪厄的观点指出，“浅近易懂的常识性语言背后可能掩藏着权力支配关系”；另一方面，他借用本雅明的语言哲学，认为“真理的表征呈现的形式是断裂的、迂回的、神秘的、残片状的”。这两种理论视角共同为晦涩文风的合法性提供了辩护：在前者看来，晦涩是一种“意识形态爆破术”；在后者看来，晦涩是对真理残片状本质的忠实呈现。这种对学术语言政治维度的揭示，与布鲁姆强调“伟大诗歌必含神秘性”的美学立场不谋而合。二者都捍卫了思想的不可通约性，反对将知识生产简化为信息传递。朱国华特别指出：“与连续的、线性的、逻辑的推论式论证不同，真理的表征呈现的形式是断裂的、迂回的、神秘的、残片状的、无固定意图操控的，引起读者反思的。”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强调“辩证法即是对非基础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以艰深晦涩的哲理为西方左派的激进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朱国华的这种认识对当代中国学术写作的规范化趋势构成了重要挑战。
朱国华对学术语言层次的区分，实际上暗示了一种学术写作伦理：在追求清晰表达的同时，不应牺牲思想的复杂性。这种平衡在中国学术国际化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尤为珍贵。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用简单化的英语表达复杂的中文思想时，朱国华的思考提醒我们：真正的学术交流应该尊重思想的内在节奏，而非迎合表面的可理解性。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许可以借鉴我们祖先的智慧。道家认为“妙言至径，大道至简”，从这个意义上说，晦涩未必是对真理残片状本质的忠实呈现，正所谓“为学之道至简至易，但患不知其方” 。优秀学术写作应追求"道"与"术"的统一——既保持思想的深刻性（道），又注重传播的有效性（术），这种平衡对数字时代的学术传播尤为重要。
五、结语：幽谷与乔木的辩证法
朱国华以《诗经·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作为自序的结尾，这一选择意味深长。这首诗描绘了鸟儿从幽谷飞向乔木的意象，暗喻着思想从孤独到共鸣的传播过程。朱国华将自己的文章比作“幽谷中的鸟鸣”，“声音未必动听悦耳”，但期望通过学术对话达到“终和且平”的目的。这种自我定位与布鲁姆以惠特曼诗句向诗歌永恒告别的姿态形成跨越东西方的呼应。二者都以诗歌作为思想的终极表达形式，都相信真正的学术记忆将在时间的长河中获得重生。当《乌合的思想》穿越语言屏障化身《理论的译转》，当《记忆萦回》被中国学界重新解读，“记忆”才真正完成其萦回——不是怀旧的挽歌，而是未来对话的序章。
朱国华学术道路的启示在于：中国学者的理论旅行不必是单向的拿来主义，而可以是双向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双向运动正是“理论的译转”的核心要义：理论在翻译中转折，在转折中获得新生。《乌合的思想》从“最孤独的书”到获得国际关注的历程，证明了学术记忆的生命力。那些曾被遗忘的孤独书写，终将在思想的乔木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和声。朱国华的学术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学者的声音，既不必迎合西方理论的主流叙事，也不必固守本土话语的封闭体系，而可以在中西对话的裂隙中找到创造性的表达空间。
在数字时代重构人文价值的今天，研读《乌合的思想》别具意义。朱国华对AI技术的忧虑、对媒介变革的反思、对学术语言政治的揭示，都为我们在技术浪潮中守护人文精神提供了重要参照。那些看似“乌合”的思想碎片，或许正是抵御同一化压力的珍贵资源。当全球学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朱国华与布鲁姆的跨时空对话提醒我们：真正的学术记忆，终将在批判与共鸣的辩证中生生不息。
作者简介：
徐洪，江苏如皋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江苏省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电力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江苏省电力公司能源技术一级专家（领军人才）、江苏省电力科学研究院专业总工、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现任新加坡IES特许工程师、英国IET特许工程师暨国际注册工程师面试官。
